必须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是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

仲秋之月，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24)参见《新约·马太福音·做门徒的代价》第10章34节：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人权的概念如何研究人权研究中通常循袭着人权的概念及诸如平等、自由、安全、私有财产、宗教信仰自由等人权权项(目录)进行。最为关键的是，历史的演进并非按人类的理性逻辑进行，我们可以用理性逻辑来推演历史的进程，来谈历史前行的应当，但历史总在走自己的路，特别是文化演进，它有自己的应当路径，我们不能不遵循历史自身的规律。[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中华书局1980年版影印本，第15页。37节：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慈孤幼，所以幼(其)幼……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90)。

我们总不能对现代法出现以前的中国历史上那么多由苦主提起的杀人偿命借债还钱的判例视而不见，尽管他们不是以权利的名义提起诉讼，而是以其他，如老百姓常说的公道，要求官府主持公道，还我一个公道。儒家则在很久以前，从人的心性上，以人内心的仁爱为基点和推及方法，说到了这个原则及其来源，也说到了立人达人的根据。在别的民族文化上建立自己民族的主体性，这在逻辑上就是个悖论。

比如说，秋冬行刑，这里面就包含着天人一体、天人感应的认识、敬畏和情感，以及内化，又再发用出来的过程。说到招魂，完全回到旧儒家之魂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旧魂能续新命，这一百年几十的动荡也就不会发生了。执政党马克思主义的魂，部分精英群体西方自由主义的魂，还有民间（以及虽在体制，但却有极大民间性的）的一丝儒家残魂，三者各自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发挥作用，但都是残缺的，不统一、不协调、互相抵牾。我们应该注意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是台湾学者林毓生在1971年就提出的，五十年过去，终于轮到大陆也觉悟了。

[ 同样观点例见何永军：《仁学与中国法制的彰往考来》，《中山大学法律评论》（第20卷第1辑，总第38辑），第193——217页。说当代社会主义的思想源头在中国，甚至说马克思是一个潜伏在西方的中国人，这只是一种修辞、一个戏谑，不能当作真实情况自欺欺人。

而中国的传统是以主观本体论为基础的，礼法是人的情感的实现，或说是情理的实现。顺理成章 ，学者们对中华法系的超越性依据的问题也就没有兴趣。但西法之魂绝不是简单一个字面上信仰和理性就解决的，它后面也是二千年文化的支撑，深刻的思辨，精心的架构，各种试错，各种冲突，灵与肉的关系也始终紧张，和谐时少，冲突时多，在进入现代社会之时总算做到了较长时间的统一。巧合的是，政治需要与学者心路在此相遇了，余英时先生曾把这一类遇合称为危险的死亡之吻，但笔者认为这是一个有积极意义的事情。

无论天道还是仁都是传统的儒学概念，前者意味着人世依范外在的超越性依据，后者意味着人世依范在人内心深处的根据。但是新的问题也又很快出来了，这就是他们也面临着传统的流失，面临着对现代生活的无所适从，移民带来的异质文化问题、LGBT问题、消费主义与污染和资源枯竭问题等等。后一点可能尚不被很多法律人所认可，他们认为中华法系表现了更多的等级性和专制性。笔者并不是反对普世价值的存在，只是说，它只能以最抽象、最原则的方式存在，如仁、爱。

这样，礼法与仁就是一体，是仁之发用，而不是影响和引用。儒家法哲学在设定礼法的时候，是把天道考虑在内，以天道为背景，给人道披上天道的客观性光环的，然而又强调亲疏远近，爱由亲始。

我们听到的，看到的往往是以特殊价值冒充普世价值。博大精深的文化结构，非数言可能道其妙，笔者本段寥寥数语的主要意思在于说明，以往那些儒学对古代法影响式的二分式的，以现象说明现象，不求机微的研究方法是肤浅的，不能止步于斯。

朱子云：义之在心，如利刃然，物来触之，便成两片。晚清，西风东渐之后，中华民族迎来了一次真正的魂不附体。它认为法律必须有超越性依据，不认为现实的权力就是法律的唯一依据，又不妄言天道，说自己已经洞悉了真理。这在法律制度上其实表现为战国时期的该礼为不需要价值凭据，一味依仗暴力的律的岐出，而汉代以后的引礼入法或者礼摄法归，其实就是还魂。即使宋明理学，也不完全是旧魂，而是在保留好儒家的核心价值之下吸取了大量佛学、道家的营养，创造了新的理论形态。《礼记》云：礼必本于太一。

作为迅速掌握的捷径，笔者想重点推荐陈淳的《北溪字义》[ [宋] 陈淳：《北溪字义》，熊国祯 高流水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要指出的是，在这一问题上儒学家走在法律史家的前面，他们已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哲学建构，而法律史家才到见到了祂的阶段。

从另一个角度讲，是儒学的再制度化的问题。思想不能进入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政治文化发展，而只限于小众民俗，那么它就永远不能担起灵魂的使命。

其后，各王朝如同到时朽坏的躯体前后相继，而儒家灵魂如同基因代代相传。中国这具巨大的躯体现在是被反复夺舍，不同的三股真气在体内盘旋冲突，在其中的人不管对其原因有没有明确意识，都感到深深痛苦。

天涯处处有明月，毕竟尼山月最圆。只破坏一个旧世界，不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团体叫流寇，不能成为人类文化的主导形式。吐故纳新、生杀平衡才能吐故纳新，生生不息。精英阶层与民众情感认知乃至利益的疏离，注定结局不是超越者的孤独，而是被抛弃者的孤独。

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度，赌咒发誓就不是那么可信的，尤其是在一个被无所畏惧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改造过的国度，发誓本身就是封建迷信（或许是迷信，但笔者想不出它和封建制度有什么关系），除了加入特定组织的宣誓。先儒也曾经用各种理论弥补天人、仁礼之间的空隙，使它们结合得更加紧密。

即使在效率相近的情况下，不祭自己祖先而认他人为祖，自动进行文化意义上的民族替换也是极不可取的，是对民族的背叛，这种背叛不会得到人民的认可。几种主义的结合如果不以消除主要差异为前提就是不可能的，此结合就是一个重新铸魂，即以一个逻辑重新统一的工程。

很多对传统抱有深厚感情的学者喜欢言中华法系的重建，窃以为所谓重建，推倒重来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老病而死之人，魂魄已与肉体同衰，肉身既死，魂魄随之消散，而青壮横死心怀怨愤之人，则冤魂不散，久久游荡，甚至会在肉体消散之后夺舍重生。

它是在道德个人主义的基点上由良而知的，尊重公共理性而又不认为公共权力的理性基础是先验的或外铄的。当我们用人道主义这些西方或现代话语对其进行解释的时候，同时也就把原有的思维方式解构了。余英时先生还提出过一个游魂或魂不守舍的命题，意味儒学是魂，寄寓于传统的政治制度之舍中，传统政治制度覆灭了，儒家也就成了游魂了，但是反过来看，魂不守舍岂又不是舍失其魂？传统政治制度是舍，整个中国传统社会岂不是一个更大的舍？相对而言，礼法制度本身又岂不是魂？魂失其舍为游魂野鬼，舍失其魂为行尸走肉。事实上，这些争执在古人那里就存在，而且他们已经将不同的理念和名相梳理成结构合理的体系，汉唐经学、宋明理学是两个前后相继而各有特色的形态，而宋明理学是在汉唐经学的基础上为应对时代变化和各种理论挑战而产生的升级形态，因此以更强的理论性、思辨性和对现代社会的普适性。

它认为性即理心即理，人就是天理的最高有形载体，又不认为人定法就已经穷理尽性。五还是让我们把问题回到重铸当今中国法律之魂。

在政治上，中国是马克思主义绝对优势，但在作为政治的制度化、操作化的法律上，中国又呈现出很强的自由主义色彩，以致对话语权争执不休，对词语的解释与词语本身的字面意思大相径庭，白马非马，蜗牛是牛。]和本人的《程朱礼法学研究》[ 宋大琦：《程朱礼法学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

那种由军事失败、经济落后带来的失落和崇拜并没有使中国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这一困境被史家称为历史的三峡。现在，新儒学与自由主义已经高度汇通，对西方古典有充分消化，共产主义也表现出了愿与传统文化分一杯羹的意愿。

(责任编辑：南沙群岛)